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官僚腐败及其治理

2019年03月25日10:25

当前,我国反腐败理论界有些研究比较重视西方国家反腐败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官僚腐败及其治理的思想缺乏足够重视。其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提出了认识官僚腐败现象和克服官僚腐败的基本原则和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

当代西方官僚腐败理论有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没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只是从社会运行机制的枝节方面认识官僚腐败、设计反腐策略。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现象,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官僚腐败是与剥削制度相关的历史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官僚腐败现象与剥削制度决定的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及其官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官僚腐败来源于私有制,剥削制度是官僚腐败的根源,剥削阶级不可能消除官僚腐败。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改造社会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腐败。

第一,封建剥削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马克思认为,封建时代国家与社会的依附性关系是封建社会官僚腐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源。封建时代的一些所谓廉政的道德楷模和“清官”,仅仅是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已。

第二,君主制度下官僚腐败不可避免。马克思认为,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必然诱发官僚腐败。国家仅仅是官吏们运用的形式和工具,攫取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才是其内容和目的。

第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是导致官僚腐败的根源。维护私有制需要官僚主义,官僚占有国家权力,不过是为自己及其所属的利益集团攫取财富而已。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无论在技术层面采取什么手段,也无法根除官僚腐败。

第四,无产阶级政权机构中存在的官僚腐败,是与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剥削阶级统治所造成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文化水平低等相联系的。不可否认,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在私有制及其影响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前,绝对不能说无产阶级政权里没有官僚腐败。对此,列宁多次指出,归根到底,官僚腐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官僚腐败的根源来自于资产阶级和小生产阶级。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官僚腐败问题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有关官僚腐败源于剥削制度的观点。

综上可知,马克思主义主张从社会根本制度而不是社会枝节问题入手,展开对官僚腐败的分析,也就是将官僚腐败问题放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这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除官僚腐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官僚腐败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滋长,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背离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分析官僚腐败问题的基本原则。

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消除官僚腐败

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消除官僚腐败的根本途径。事实证明,由于剥削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消除,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官僚腐败,但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腐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要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强制性的物质力量并掌控着意识形态,那么议会民主制就只能是行政权力的装饰品,就只能是资产阶级争夺个人利益或者阶级利益的工具。虽然在反封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向人民承诺要建立“理性的国家”,但是事实上,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平等自由仅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虽然市民社会已经从国家体系中独立出来,但是资产阶级并不能成为它所标榜的整个“受苦难人类的代表”,而仅仅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他们控制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社会事务管理权等),掌握了政治上层建筑(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和思想上层建筑(如哲学、宗教、道德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不可避免地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沼。

在关于英国选举的三篇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英国选举制度具有反民主的性质,两党制不过是代表土地所有者的托利党和代表资产阶级贵族的辉格党的轮流执政。恩格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如何利用官僚制谋取私利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官僚腐败问题时,坚持使用阶级分析法,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民主制只能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无法借此根本消除官僚腐败。

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法根除官僚腐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在马克思时代是粗陋的,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进步了,能够消除官僚腐败。很显然,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

不可否认,由于官僚腐败侵蚀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资产阶级整体也对官僚腐败的个人利益进行微观限制,采取和完善众多反官僚腐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腐败的蔓延,但是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消除官僚腐败决无可能。马克思在文章中所揭示的舞弊现象,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改进,不再呈现出那么赤裸裸的状态,而演变为更加隐蔽的形式,有的甚至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金钱对政治的操纵仍然十分明显,官僚腐败的程度和范围甚至更加广泛和深入。主要有以下三种典型表现:

一是政党左右政治。重大立法决策征求民众意见的做法已成历史,每一个问题的争论都严格取决于政党背景。二是金钱左右政权。最典型地表现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金钱支持非常关键,需要选票的人同有钱的人之间进行的一连串不带感情的交易,没有钱根本不要谈竞选总统。三是财团左右总统。垄断财团不仅控制了美国的经济,而且控制了美国的政治。大致而言,美国财团通过对主要政党、政府各部门某些利益集团、基金会所资助的研究团体或者某些会议施加影响,通过控制为政治服务的宣传工具和学校教育等途径,影响美国政治。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法根除官僚腐败。西方人自身也注意到这点。

四、余论

不可否认,民主是治理官僚腐败的良方,这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治理官僚腐败的实践所证明。然而,积极总结我国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治腐之路,绝不等于迷信并照搬西方民主。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僚腐败演进路线,恰恰证明了市场民主治腐论的虚妄。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但是官僚腐败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减弱;在一些领域,官僚腐败甚至依然处于高发状态。因此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化治腐论,还是西方的市场化治腐论,都是迷信西方教条“言必称希腊”的表现,市场民主治腐论只是一个神话。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2期

(责编:张成付、徐雅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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